新时代纪事｜谭楷：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报告文学］（人民文学 2020-06）

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

谭 楷

人民文学 2020年06期

序篇：我为白衣天使当“秘书”

我的童年，是在鲁村度过的。

鲁村，是抗战时齐鲁大学在华西坝修建的平房宿舍。那时，有南京的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内迁到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都人称“华西坝”）形成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的局面。华西和齐鲁还合办了附属医院，为包括飞虎队员在内的广大军民医治伤病。

父亲常说，抗战时，五所大学的师生亲如兄弟。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日寇飞机轰炸成都，救护队的一位华西女生遇难，五大学的同学通宵为她守灵、唱歌。一九四二年秋天，五大学上百名同学参军上前线，临行前个个割破指头，集下一大碗鲜血，写下“国难不纾，誓不生还”八个大字。数万成都人，在少城公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下，为包括学生兵在内的新兵送行。父亲说，经历过那个慷慨悲壮的场面，人们坚信中国不会亡！

几十年过去了。当新冠肺炎病毒在武汉爆发，威胁亿万中国人性命的危急时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疗队紧急集合，奉命东征。在空荡荡的武汉天河机场，华西医院医疗队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队相遇了。他们相互呼喊着“加油”，那四十五秒的画面感动了亿万国人。

一百三十一人的华西医疗队，以滚滚川江的涛声在喊：“齐鲁，加油！”一百三十一人的齐鲁医疗队，以巍巍泰山的气魄在喊：“华西，加油！”这是历史的回音，这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气壮山河的吼声。

真想跟随华西医疗队东征，但七十七岁的年龄，非医疗专业的退休老头，我不可能当一名“随军记者”。在医院宣传部郑源部长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华西医疗队十余位医生和护士。我对他们说：“你们忙，没有时间做文章、写详细的日记。你们只需要在电话里，给我讲一讲亲历的抗疫故事，我会给你们做好秘书，把你们讲的，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他们爽快地说：“好。”

无论是凌晨还是深夜，整个三月，我守在电话旁聆听来自武汉的声音，写下了几万字的“华西医疗队赴鄂抗疫纪实”，摘选出《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实际上，真正的作者是：基鹏、张耀之、苟慎菊、朱仕超、田永明、张佩、冯燕、王梓得、杨秀芳、张宏伟、卫新月、谢莉等。

我，只是白衣天使们的“秘书”而已。

尚未出征，剑鸣不已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有“北协和”（北京协和医院）、“南湘雅”（长沙湘雅医学院）、“东齐鲁”（齐鲁大学医学院）、“西华西”（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之说。网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全出手了，这是“王炸”！

华西亮剑，疾如闪电。一到武汉，就在红十字医院与凶顽的病毒抗争，打下漂亮的揭幕战。传媒惊叹：华西速度，出手真快。

基鹏，华西在读博士，我一看这名字，以为是个帅哥，结果一通话，是声音极具磁性、甜糯悦耳的“声音美女”。她说，“凡事预则立”，“不打无准备的仗”。华西出征前，就筹划已久，剑鸣匣中！

记得是一月十八日，春节之前，医院周边的国学巷、电信路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店铺张灯结彩，人们忙着购买年货、请客送礼、出国旅游，一片欢乐气氛。

但是，华西门诊各个进口封闭了，有白衣战士把守。测体温的护士很有礼貌地用小手枪一样的温度计，在进入挂号大厅的人的额头上一一进行检测。

“啥子事情啊？”许多群众很不理解。医护人员耐心解释说：“武汉爆发了新型肺炎，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

凭着百年华西几代人的经验分析武汉的疫情，早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医院领导就指示各科室注意排查发热病人，特别是来自武汉的发热病人。一旦发现就要通报、隔离。一种临近大战的气氛在酝酿着。

随后，传染科病房改建成专门接受新型肺炎的专用病房。

接着，华西医院紧急向国内外大采购防护服、医用口罩、消毒药品、医疗器械、生活用品等等。

同时，从各科抽调护士到呼吸科、重症监护室（ICU）“实习”。因为病毒主要攻击患者肺部，若华西组织医疗队东征，主要医护人员要从呼吸科和ICU抽调。考虑到四川是人口大省，若疫情传到四川，这两个科室是与死神拼杀的尖刀连。“后防”不能空虚，这样提前演练，早做准备，真是神机妙算。

很快，华西医院牵头研制的一个半小时内一次性检测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六种呼吸道病毒检测芯片（测试盒）获批，很快大批量生产，准备用于抗疫第一线。

后来，华西医院将组织医疗队支援武汉的消息发出之后，按上鲜红指印的请战书纷纷飞向了院党委。可以说，组织准备、物资准备、心理准备，全部到位。上万名医护人员，时刻准备着被挑选上——出征！

全院上上下下，简直有战场上“弹上膛，刀出鞘”、只等着冲锋号一响就冲上去的感觉。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李为民院长宣布：从今天起，华西医院从“战备”状态进入“战时”状态。当天中午十二点，以呼吸科副主任、博导罗凤鸣为首的二十名医护专家组成我院的第一支医疗队，和全省一百多名赴鄂医务人员搭乘专机飞赴武汉，支援武汉红十字医院。二月二日中午十一点半，以呼吸科副主任刘丹为首的十名医护专家组成的我院第二支医疗队出发，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开展救治工作。二月七日下午四点，以重症监护室副主任康焰为首的一百三十一名医护专家组成第三支医疗队出发，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全面接管八十个床位，开展救治工作。

我作为第三批赴鄂医疗队成员，领到装备时，内心真有些震撼！从优质的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统一的队服——紫色羽绒服和加绒外裤，到一次性毛巾、秋衣裤、牙刷牙膏套装、漱口液、卫生巾、安全裤、塑料盒、卷纸、擦手纸、电热毯、沐浴露、一次性雨衣、喷壶、护肤霜等，各类用品一应俱全。

有电热毯，是了解到武汉为防疫，宾馆中央空调停用，春寒时节得有个热被窝睡觉；一包成人尿不湿，让我想到关键时刻不担心尿湿裤子；剪刀、美工刀、指甲刀和折叠水果刀四种刀，使我想到居家的方便。

一张食品清单更是令人叫绝。其中，泡凤爪、自嗨锅、麻辣牛肉干这样的“随军食品”表明，后勤的同志是把我们的肠胃摸透了！自嗨锅你没有吃过？就是自带加热装置，一个人吃的那种小火锅。

院领导还传出一句很暖心的话：“穷家富路。需要的物资，尽量多带些。家里掏空了也不怕，到了武汉重灾区，交通运输都困难，缺了啥不容易解决。”

这样，从测试盒到自嗨锅，后勤简直做到家了！

出发前夜，我失眠了。我想起抗战时期的三百五十万“壮士出川”。我翻看过校史，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华西人从来都挺身而出——

且不说十四年抗战，多少学子投笔从戎，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华西先后组成两支医疗队赴朝，国内顶尖的胸外专家杨振华教授的战地医院就在上甘岭附近，冒着炮火，前前后后救助了上千名志愿军伤病员；在五十年代，大肚子病流行，血吸虫病危害上亿农民，从事传染病、流行病的华西老教授率队进行深入田野调查，脚踩两腿稀泥，与学生一起挖钉螺，研究血吸虫宿主，为全国消灭血吸虫病做了重要贡献。二〇〇三年春天，“非典”病毒突袭中华；二〇〇八年的“五一二”大地震爆发；还有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紧急集合，实战接着实战，哪里最需要，华西医疗队的旗帜就在哪里飘扬！

我就是旗帜下的一员，ICU——重症监护室，是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最后阵地。这次出征武汉，我特别有信心。

外婆为我唱的歌：雄赳赳，气昂昂

护理师张耀之，是一月二十五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一批赴鄂医疗队成员。她在电话里摆起龙门阵来语速快，但表达清晰。看她发来的照片，柳眉杏眼，年轻靓丽，一身川妹子的灵秀之气。当她微笑着站在病人面前时，想必病人也会精神一振：啊，白衣天使！

腊月二十九日那天，我老公开车，一家人欢天喜地回老家达州宣汉县过春节。我两个娃儿中的六岁儿子轩轩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一过春节，大街空荡荡的，少了一点“年味”，而越是边远乡镇越是保留着古老传统：舞狮子耍龙灯的，敲锣打鼓放鞭炮的，焰火放到后半夜，大人细娃都乐翻了天，硬是好耍惨了！这才是春节嘛！没满一岁的女儿也跟着哥哥兴奋，一路上跟着《小苹果》歌曲，胖胖的小手手不停地比画着，好像是准备在一大家人团聚时表演个节目。

一切，在电话铃响之后改变了。

刚下高速公路，我接到办公室电话。我被选为第一批赴鄂医疗队成员，明天必须回成都，后天，大年初一出发去武汉。

十天前，当医院准备组织赴武汉医疗队时，我毫不犹豫写了请战书，按上了鲜红的指印。我想，我年纪轻、身体好，有十几年护理经验，组织上肯定会选派我这样的人去。但是一直到离开成都，都没有一点动静。所以，我们就驱车三百多公里，准备在老家过春节。

老公说：“初一出发——不晓得疫情有好严重！”

我说：“初一出发——不晓得武汉的医院好缺人手！”

我们决定到了外婆家，提前吃一顿年饭，住一夜就返回成都。

我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对她特别有感情。当舅舅、姨妈和他们娃娃一拥而上，把我们一家四口簇拥到外婆面前时，她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她叫着我的小名“娇娇”，抚摸着轩轩的红脸蛋，抱了抱我的女儿，完全陶醉在幸福之中。

她说：“娇娇啊，好久没回来过啰，这回要多耍几天。”

我实在不忍心让外婆失望，但又不得不告诉她：“刚刚接到通知，我要去武汉。”

外婆一愣：“刚刚来，又要走？”

我爸爸替我解释说：“武汉暴发了疫情，国家组织了医疗队，要派我们娇娇去武汉，抢救那些病人。”

外婆深明大义，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什么话也没有说了。我马上安慰她说：“以后，我年年回来看您，多陪陪您老人家。”

我晓得，我是外婆的“打心锤锤儿、心肝把把儿”。外婆给邻里夸奖说：“我们家的娇娇，在成都最有名的华西医院工作。”我跟她坐一桌，不停地给她搛菜，孙儿孙女轮流给她敬酒，她脸颊放红光，不停地笑啊笑。一顿热热闹闹的年饭，吃得大家都开心。

向她告别。舅舅、姨妈问她有啥子话要说，她竟然说，她想唱一支歌。我挺吃惊，外婆要用歌声向我告别？满院子老老少少都为她鼓掌。她一开口，就大声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我的九十岁的外婆，沉浸在回忆中。宣汉是川陕革命老区，大巴山中，曾走出多少英勇的红军、解放军、志愿军。黄毛丫头时，她就唱过《送郎当红军》；当上乡妇联主任时，送别本乡那些光荣参军的小伙子，她唱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那是她“激情燃烧的岁月”。她大声唱，我在给她打拍子，因为年代久远，她唱得有些跑调，但歌词完全唱对了。

“雄赳赳，气昂昂”，大年初一，我跟着以罗凤鸣教授为首的医疗队来到武汉。休整并学习了一天规程之后，就与武汉红十字医院的医护人员会合。红会医院的战友们说了一句：“援军，终于到了！”个个泪流满面。

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十几天了。我们接管了两个普通病房和一个重症病房，几乎要被新冠病毒攻陷的阵地，又筑起一条坚强的防御链，立即开始反攻。

在那些忙得昏天黑地的日子，回到宾馆，与家人视频，总是最开心的时刻。我问到外婆，爸爸支支吾吾说，外婆身体不太好。哪晓得我耳朵尖，听到妈妈在打招呼，不要给娇娇说外婆的事。我立刻意识到，外婆已经走了！

在我的追问下，爸爸终于说，自从我们小家四口人一走，春节大团圆的火热场面就消失了。外婆面对空空的老屋，干脆就钻进被窝里睡大觉——我相信，外婆是在想我，想她最疼爱的外孙女——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在宾馆里，我开了“一个人的追悼会”，对着外婆的遗容，用“心语”向她致悼词。

回到病房，第一个来安慰我的是罗凤鸣主任，护理团队的护士长罗梅老师也来安慰我。罗主任说：“张耀之，我们商量过了，给你放几天假，你回去送一送外婆。”

我说：“我走的时候，外婆等于是跟我告别了。她什么话都没说，几十年没唱过歌，就唱了一首《志愿军战歌》。外婆就是要我像当年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那样，‘雄赳赳，气昂昂’，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罗凤鸣，战“疫”白发添多少？

朱仕超医生的战“疫”日志配上沙画，在央视播出后反响很大。我们在电话中讨论华西医院医疗队东征，为什么被网友称之为“王炸”。

原来，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布的中国医院排行榜上，前三名仍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这已是三家医院连续十年综合排名前三位。

华西派出的三支医疗队的队长罗凤鸣、刘丹、康焰，带领队员以战绩证实了“王炸”的效果。三位队长都忙得不可开交，刘丹率性能干，独当一面，罗、康两位队长的部下，与我断断续续说到“我们暖心的队长，我们暖心的集体”。

我请朱医生“画一画”罗凤鸣队长，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就来说说我们的罗凤鸣队长吧！

罗主任曾多次在央视上亮相。你们都看到了，他一头灰色浓发，是标志性的“学者灰”，加上大眼镜，棱棱的鼻子，看上去很有风度。他是华西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进修，二〇一七年春节前夕，参加中国医疗队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执行“医疗援非”，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广阔的国际视野、刻苦的钻研精神、宽厚的待人作风，在华西医院口碑相当好，在人才济济的华西，也是呼吸内科的中坚力量。

罗主任实在是太忙了！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腊月二十九，他接受国家卫健委指派，作为专家组成员奔赴南宁检查指导广西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大年三十回到成都，想到前一天出差没有查房，放心不下，又去看望了自己负责的重症病人。还未走出病房，就接到了通知，明天率队出征武汉。

当晚，在家吃了一顿年夜饭，一家人对他将驰援武汉相当理解和支持。深夜，他忽然说：“糟了，糟了，忘记了一件‘大事’！”一问他才说，每年春节，都要煮好切好香肠腊肉，给值班的同志们端去。今年，竟把这“大事”搞忘了！

一月二十五日，罗主任带领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任务是支援距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的武汉红十字医院。由于疫情来势凶猛，猝不及防，病人暴增，当时武汉已经有多名医护人员感染。在红十字医院坚守阵地的医护人员，连日苦战，已经疲惫不堪。见面会上，院长两次向我们鞠躬，哽咽着致欢迎词，给我们每个队员极大的刺激——这一战，非胜不可！

进入红十字医院后，当即成立临时“新冠感染科”，托管三十名患者，二十七日接管十三楼整个病房，三十日接管和重建了重症病房。罗主任把医疗队员分成三组，除了打针输液、管道护理、血糖监测等常规工作外，还要帮助病人发放盒饭，协助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进食进饮，对病人做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为使每一个病人得到充分的照顾，医护人员在上班的五个多小时里通常不喝水，因为基本没有上厕所的时间。

在我们面前铺开医院平面图，如同铺开一张军用作战地图。我和三位感控医生组成了四人感控小组。根据我们的调查，罗主任和医院商议，立即在地图上划出几个区域，哪里是医护人员安全通道，哪里是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分别隔开。修建三区两通道好比是修筑战壕，降低了医务人员穿脱防护服暴露时被病毒偷袭的风险。一间间病房，如何相对孤立，防止交叉感染，很快在“作战地图”上安排得清清楚楚。接着，开始协助该院优化病房的清洁消毒管理措施，优化了门诊收治发热患者的流程，还制定了医疗队驻地感染控制措施和感染应急控制措施。

华西和武汉红十字，医院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医疗思路不同。为了避免领域救治个案中产生分歧，影响救治，由罗主任牵头，由我院王业、尹万红、刘焱斌、王博执笔，紧急撰写了《四川医疗队—协和武汉红十字医院病人诊治流程（试行）》。这本《诊治流程》凝结着医治新冠肺炎的宝贵经验，不仅对华西第二、第三医疗队有参考价值，也将为传染病学有关教科书提供新经验、新内容。

在这初战的二十天内，一系列措施与流程的建立，巩固了阵地，极大地提升了战斗力，使治愈数在不断增加，截至二月十六日，已经达到一百三十八人。最关键的是解决了氧气供应问题。罗凤鸣是呼吸科专家，对氧气有职业的敏感。

一个人不吃饭，可以抗十天，不喝水，可以抗两天，不吸氧气，抗不过五分钟。新冠病毒为什么凶狠，因为它钻进肺里搞破坏，等于在肺中浇灌水泥，要扼死病人的呼吸道。输氧与吸氧，是从死神爪子中争夺生命的关键。

华西医疗队一到红十字医院，就剑指中心氧压过低、氧量不足这一命门。这座医院先前是家综合性二级医院，铺设的氧气管道只能满足一百多个病人平常状态的吸氧量。疫情暴发后，就诊患者骤增，单日最高门诊量暴涨到两千四百人次，有的患者还需增加氧气浓度，原有的供氧系统无法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氧压低的那段时间，二百斤左右的氧气瓶，基本靠医护人员从各个楼层、病区搬运。

罗主任决定采用“传统高流量+面罩钢瓶供氧”或“无创呼吸机+鼻导管钢瓶供氧”的办法，看起来这是“土办法”，但效果很好，病人血液中的氧饱和度明显上升。这样做，要大量使用液氧钢瓶、为管道“补气”。钢瓶装液氧用得快，送钢瓶、收钢瓶劳动强度大，人手确实紧张。钢瓶一送来，罗教授就带头滚钢瓶。

罗主任像陀螺一样飞快旋转，每天要在他管辖的病区走一遍，会诊，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到两个月，“学者灰”在迅速消失，头发白了许多。每次下班，看着他深陷的眼眶，因为防护用品紧压导致的紫红色鼻梁，我们都希望他能适度休息，但每次他都风趣地说：“怪我的鼻子太挺了。”

我想，如果要给他画像，就画他抱钢瓶、滚钢瓶。二百斤重的钢铁瓶子，滚动它并不轻松。他是用行动号召大家——快点，再快点，争分夺秒，哪怕早半分钟把氧气输送给病人，对于挽救生命也非常重要！

对于新冠病毒，抱着钢瓶往前冲的罗教授，就是“王炸”！

乐观的“老板娘”冯燕

医生护士都跟我说：你别净听沉重的故事。我们在武汉，天天也有“开心一刻钟”。我们的“老板娘”冯燕，是ICU的护士，后来成了“小卖部”的专职“老板娘”。同事评价她“外表柔美，内心刚强”，背地叫她“开心果”“欢喜豆”。从封闭、紧张、忙碌、揪心的病房走出来，她的“小卖部”，是能让神经松弛下来的地方。

我接通“老板娘”的电话，正是午餐时。一串银铃般清脆的笑声传来，听她在给闹哄哄的周边打招呼：“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要说正经事！”

我们华西医疗队的队员们，都叫我“老板娘”。二月七号宣誓出发时，咋个也没有想到来武汉要转换角色当起所谓的“老板娘”。因为我在ICU当护士，顺带着管点后勤方面的事，大家觉得我有点经验，康主任就让我当“老板娘”。

头几天，我天天在驻地清点各种医疗和民用物资，不仅是后方配送物资，还有捐赠物资。物资来了，要负责清点、入库、发放，经常忙得晚饭也顾不上吃。物资清理顺畅后，再应领导安排到病区整理患者病历，偶尔临床缺人时，也会主动要求进污染区工作。

在驻地，我管着两大类物资。一种是医疗物资，登记入库、出库，盘点每日防护物资数量，与病区及时沟通所需物资名称、数量，定期计划物资，比较单纯、好管一些；另一种就是生活物资，那种类就太多、太丰富了——全国人民都惦记着我们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物品源源不断地分配到我们医疗队。如果是水果、点心之类有保质期的东西，必须尽快分发到每个人手上，一个也不能漏掉！鑫阿丹酒店腾出一间餐厅给我做保管室，临时的物资库房条件简陋，摆放着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毛巾啦、洗手液啦、洗发露啦、方便面啦、零食啦、饮料啦……琳琅满目，完全像个自选小超市。没想到，这里会成为我们华西医疗队的队员们下班之后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开始，大家都叫它“小卖部”，后来，就开始随心所欲给它起名字。先叫“荷花池”，这是成都最大的衣服鞋袜及日用品批发市场；后来又改称“春熙路—太古里”，这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又觉得是大词小用，发鞋子时叫它“奥特莱斯”，发衣物时叫它“OLE”“IFS”，最后比较一致地叫它“鑫阿丹的IFS”。为什么叫“IFS”？都晓得，成都太古里有一座高档购物中心IFS，最扯眼球的是有一只巨大的熊猫爬在外墙上，像要准备攀上顶楼。这是成都最新的商业地标。平时，那里就人气很旺，放大假时，更是人山人海。把我的“小卖部”叫“IFS”，那是怀念成都，想要在这里找到闲逛IFS的那种感觉。

下班后，部分人回到酒店，有事没事，都要在“鑫阿丹的IFS”逛一逛。按规定，彼此相距一米以上，都要戴好口罩，打个招呼，说几句话，哈哈一笑，从激烈拼杀的医疗战场，一下子回到了烟火味十足的人间。若是要发放什么东西，大家都来领取时，更显热闹。

捐赠者送来鞋子，由于鞋码不全，也不可能全，大家就挑自己适合穿的尺码。“小卖部”就被叫成专卖断码鞋的“奥特莱斯”。

那边在喊：“哪个看到四十五码的大鞋子？我穿四十五码！”这边在问：“有三十九码的女鞋，哪个大脚美女穿三十九码？”有人好不容易挑上了一双鞋，穿起来费力：“难道我长胖了，脚长肥了？”有人挑鞋、试鞋，冲着我开玩笑：“老板娘，咋个净是小号的呢？你安心给我穿小鞋嗦？”

有些男老师、男医生，平时看着严肃，一来“小卖部”就开始挑选各种食物，小火锅、饼干、奶茶、瓜子、巧克力，比女生还好吃。有时，我要调侃一下：“看看你们的肚子哟，该忍点嘴了！”他们不好意思地说：“哪个喊你摆了那么多好吃的呢？”“哈哈哈，就喜欢吃点这个。”我忙接话：“喜欢就好，吃了，有时间一定要锻炼一下哦。”

除了分发捐赠物品，队员中有什么需求，也会马上告诉我。有女同胞们反映，站久了，小腿静脉曲张，需要弹力袜；面容损伤厉害，需要面膜。我马上通知“娘屋头”——就是我们医院后勤，立即采购弹力袜和面膜。我一通知：“面膜、弹力袜到了，快来领！”“小卖部”这时又被叫作“太古里”。

天气渐渐暖和，窗外的垂柳都快爆出绿色小米粒了。又一批捐赠物资发下来了——当我通知大家领毛皮鞋时，大家都笑我：“老板娘，你早一个月给我们发毛皮鞋，我们会大呼万岁，这个时候，该发春装了嘛。”谁知一个个饶舌鬼还没有充分“发瘪言”，老天爷就叫他们闭嘴了。因为倒春寒突然袭来，武汉雨雪纷飞，一个个缩着脖子钻进酒店就跺脚喊：“好冷啊！”这毛皮鞋，发得正是时候，于是都在说：“老天爷在帮老板娘啊！”“早不发，迟不发，一下雪，发毛皮鞋了——老天爷跟老板娘是商量好了的。”

我开始总觉得，作为护士，要在第一线拼搏才是，当这个“老板娘”忙忙碌碌，没得好大的意思。我们队上的心理医生杨秀芳，跟我摆了龙门阵，不知不觉就从心理学的高度，把我的工作从理论上总结了一番。她说：

你想一想，防护服穿了一天，又热又闷，脱了防护服，轻松一点，回到驻地，只能待在自己房间，完全隔离起来。外边有大好春光，不能出门半步。特殊时期，每天接触那么多低沉的情绪，听到的是呻吟声、咳嗽声、呼叫声、喘息声，看到的是伤口、管子、瓶瓶罐罐。医护人员一直坚强地顶住各种压力，抢救生命，连金属都有疲劳症，人怎么能够一直扛下去呢？

你的“小卖部”，从心理学来说，是内心压力转移与释放的好去处，是疫区唯一合理的聚集场所。而大家逛“小卖部”，笑一笑，乐一乐，说点开心事，就是一种集体的“行为自疗”。你这个“老板娘”，等于是天天给大家输送精神上的新鲜氧气，让一个集体保持朝气蓬勃的状态，你的功劳真不小啊！

经她这么一说，我才感觉到，当好“老板娘”，对支持抗疫也很有意义。

前两天收到微信：“美丽能干的老板娘，这双鞋出奇地舒服！”而另一条微信表示：“这一段时间长了点膘。减减肥，这双鞋是可以穿的。”

“小卖部”不只方便了医疗队员。它的业务不断扩大，延伸到了病房。患者有需要，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支持，有洗漱用品、纸巾、方便面、牛奶、营养粉、水果等等。小推车推到每一间病房门口，能走动的病人可以看看，挑选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能下床的，会到病床前问问他们需要什么。这真是“大家吃，大家香”，“大家用，大家乐”，让病人和我们的医疗队员，一起享受到全国各地送来的温暖。

有病人提出其他要求。比如，头发太长了，想理个发。好，我们的唐医生正好有空，马上换衣服，在走廊的一角开始理发。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又开始了。

这几天，让我高兴的事是，我的大女儿，十一岁的萱萱，画了一张抗疫宣传画，表现各界人士携手抗疫，得到专家的好评，将送到省上的展览会去展出。我的小女儿才四岁，从没有离开过我，临行之前她哭了一夜。姐姐很懂事，会带妹妹玩耍。萱萱用她的画作不断给我加油，我当好“老板娘”，为我们的医疗队加油，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新冠病毒在节节败退，想到不久就是凯旋的那一天，从心里感到高兴啊！

说一说，让我感动的人和事

在疫情下，不幸的逝者，周边没有任何亲人，他们最后看到的是谁？是白衣天使！

白衣天使代替了所有的亲人，护理好遗体，送他们走向天国。

康焰最得力的搭档田永明护士长，终于有一点时间，谈起了在武汉的日子，“天天都很受感动”。

华西派出的三支医疗队的队长，出发前都对医院领导说了一句话：“我带走多少名队员，一个不少地带回来！”

这是所有队员和队员的亲人及朋友们最爱听的、深受感动的一句话。

我们一到武汉，并不急着上临床，花一整天的时间，由两名专业护理讲个人消毒、防护服的穿戴、上下电梯如何相互避让等，看起来是繁文缛节的各种规章，必须牢记于心，付诸实践。我们三支医疗队，都配备了专门的“院感医生”或“院感护士”监督着每位医务人员，按规章把每个细节做到位。防护服要经常检查，看有无破损。增强抵抗力的胸腺肽，是一种有效但比较昂贵的针药，一直按时给每一位队员注射。此外还配备了心理医生，随时可以对队员进行心理疏导。

华西医院秉承着这一理念，医护人员“个个健壮，百毒不侵”，“要救人，先强己”。

我们的队长康焰教授，都叫他康师傅，因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四一四”玉树地震期间表现突出，荣获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一位功勋教授率领一百三十一人的队伍东征，处处表现出对年轻人的爱护和理解。

第一次给重病号插管，本来是康师傅手下年轻医生的事，他手一挥说：“我来！”

第一次穿着厚防护服，手脚不可能那么麻利，加之贴近患者呼气的口鼻，危险性极大。他担心年轻医生第一次操作失误，便亲自做了示范。

平时里，康师傅叮嘱得最多的，一是严防“院感”，二是要大家注意休息，晚上给家人视频、发短信呀，别误了休息。必须拥有最好的精力用于抢救病人。

还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护士。华西医院派往武汉的三支医疗队，总计一百七十四人，护士就占了一百二十五人。我们第三批一百三十一人，护士九十九人。其中“九〇后”占了四十人！

华西的护士，精挑细选，严格培养。论“细活儿”，能调试使用精密医疗设备；论“粗活儿”，能搬运二百斤重的钢瓶；论技巧，能在婴儿头上找到很细的血管，一针扎准；论情商，能给自暴自弃的病人做心理疏导……

更让我感动的是“九〇后”的护士对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与一丝不苟的精神。比如谢莉，大年三十晚上还在上夜班，凌晨零时四十分接到通知，早上九点钟集合去武汉。她说了一声：“行！”来不及与亲人告别，下了夜班就站在出发的队列里。比如卫新月，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她去了武汉，她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视频。隐瞒了好几天，终于说出实情，家人全都为她点赞。

我手下的这些“九〇后”，全是独生子女，哪一个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在家里，切个菜洗个碗都舍不得让他们做，没想到去了ICU，什么重活儿、累活儿，又臭又脏的、最难干的活儿，都得由他们做，不停地做。

为什么在武汉，五小时轮一班？面屏、口罩一戴，如勒上紧箍圈，再穿上防护服、戴双层手套，憋气、发闷，一动就流汗，体能消耗相当大。平时上八小时班也不觉得累，穿上防护服，干五个小时就浑身汗湿，再干下去人就虚脱了。

曾经，我们病房有四个重症病人需要轮番翻俯卧位，一天两次，这是啥概念呢？基鹏医生说得特别形象：“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煎蛋的时候要翻面，但是煎蛋上的葱花、调料都不能洒落，动作还要干净利落，不然蛋就散了。这些，是我们的护士在做。援鄂期间，我们医疗队的所有俯卧位，那么多危重病人，身上插着那么多管路，我们没有发生过一例管路的意外脱出或者因为翻体位而导致的病情急剧变化。而这些，都是我们心灵手巧、技术过硬的华西护士办到的。”

武汉樱花雨说：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

四月二日，《光明日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华西医院李为民院长、张伟书记的文章《抗灾经验+战疫实践，打出疫情防治组合拳》，总结了华西医院赴武汉医疗队的宝贵经验。我特别注意文章中披露的信息：疫情初期即确立“可疑个体早发现、疑似患者早诊断、疫情变化早判断”的“三早原则”，按照“一种模式、两套体系、四个结合”的防控思路，以实际行动迅速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这就是“王炸”的结果。

三月二十三日傍晚，苟慎菊医生发短信给我说：“有一件高兴的事。”

苟慎菊与老公路遥，由华西同窗而成为恩爱夫妇，路遥在另一家医院。他们俩的微信，充满了成都人的幽默。慎菊称路遥“我家的二货先生”，路遥给慎菊起了不少妙趣横生的昵称。最新的是什么呢？因为四川火锅协会发出“向逆行者致敬，四川火锅解乡愁”活动，凡援鄂医疗队成员免费吃火锅一年。“二货先生”于是把微信上妻子备注名改为“移动火锅打折卡”。

我乐意为这样充满爱心又特别有趣的年轻人做“秘书”。

当天晚上，苟慎菊在电话中讲：“开车的师傅带我们看了武汉的樱花。真是太美了！”

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天气好极了，气温上升到二十七八摄氏度。下午四点半，大巴车准时来接我们十四位女同胞回酒店。

每天都是同样的路线，从酒店到医院，从医院到酒店，单边四十分钟车程。因为下班时已是精疲力竭、哈欠连天，想到回酒店后还要吃晚饭，搞个人卫生，酒精喷衣物、洗热水澡二十分钟，至少还要折腾一个多到两小时才能睡，不如上车先打个盹。而ICU的医生和护士，早已练就一番功夫，闭眼就能睡，十几二十分钟也能打个盹，四十分钟足以睡个好觉。我拉上窗帘，开始闭目养神。

算日子，来武汉四十六天了。我们这支康师傅率领的队伍，肯定是最后撤离武汉的。出发之前，我给四岁的嘟嘟儿说：“妈妈要出差两个星期。妈妈去给许多像你一样乖的娃娃看病病，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等妈妈回来，给你买玩具，带你去游乐园耍哈。”

嘟嘟儿很听话，想到妈妈要跟病毒打仗，就画了一只大乌龟，背上驮着红十字医药箱，跋山涉水，去了他心中的前方。大乌龟后面又画了一只小乌龟，也背着药箱，紧跟着妈妈的脚步。

为什么嘟嘟儿特别喜欢乌龟呢？是我给他讲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乌龟虽然跑得慢，但它坚持，它踏实，它一刻也不停地往前爬，最后胜利了，骄傲的兔子输了。故事讲完，乌龟成了嘟嘟儿心中第一位英雄。

在武汉，我们每天都十分关注全国的疫情，新增病例在春节后节节攀高，形成令人揪心的尖峰。在全国三万多名医护人员会师湖北后，尖峰趋缓，一天天跌落，从每天千例到每天百例，现在跌到十几例了。所有援鄂医疗队队员都明白，这一条大尖峰曲线趋近于零时，联结着另一条路——凯旋之路；对于我，就是“大乌龟”和“小乌龟”的团聚之路。

由于新冠病毒超强的传染性，隔离成了制止它传播的最重要手段。病人之间要隔离，医护人员之间要隔离，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要隔离，亲朋好友之间也要隔离。也许，隔离是二〇二〇年春节以来，中文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了。

我原以为只有我家嘟嘟儿画“大乌龟、小乌龟”表达思念之情，没料到医疗队所有兄弟姐妹的娃娃，一下子“隔离”出好多小画家、小诗人。张宏伟、王梓得的娃娃画的“奔赴抗疫一线的爸爸”，真是雄姿英发；张佩、冯燕的娃娃画的“抗疫之战”，充满奇想……当大家有机会说到自己的娃娃时，个个眉飞色舞，喜形于色。

没错，亲情、爱情、友情，根本无法隔离！

情人节那天，手机里花样百出，被隔离两地的夫妻、情侣，P出了好多有趣的画面，看得人又哭又笑。而最为动人的，我以为是华西的白浪医生和他的妻子徐珊玲医生。他们双双被选入援鄂医疗队，虽在同一医院却在不同的病区，两人好多天见不上面。这天中午，在医院内的一条小路上，他们不期而遇了。

两人都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一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突然相见，说什么好呢？既不能握手，又不能拥抱，只能彼此对视着。白医生看出妻子一脸倦容，徐医生看到先生熬红的双眼，说了声：“你多保重！”挥了挥手，又各奔东西了。

隔离，隔出更深更美的感情。

我正在打盹，突然听到有人问：“师傅，这不是回酒店的路啊！”师傅说：“我晓得，我要拉你们去看一眼樱花！”

看樱花？看樱花！我们居然能看樱花了！车里一片欢呼声。我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得太久了。浸泡在药水和消毒水中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在跟死神比高下。不知不觉间，春天——武汉的春天——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大巴车停在金融港四路。师傅说：“下车，闪几张照片就回来，只有五分钟时间！”哗——车门一开，阳光下盛开的樱花，鲜亮得让人目眩。

站在街中心看两旁，排列整齐的樱花树，花朵密密麻麻挤满枝头，柔美的花枝在风中摇曳着，像无数双挥动的手臂，欢迎我们这一群远道而来的白衣战士。我们十四个人，一色的工作服，戴着白口罩，一排盘坐，一排站立，双手比画一个“心”，在武汉的春天，留下珍贵的合影。

只欣赏五分钟，将陶醉一辈子！回到车上，再看那些樱花，每一朵都在向着我们微笑。

这位师傅，姑隐其名，已经跟我们非常熟悉。有时，有人提早下班，他宁可自己多跑一趟，也要尽快把我们的人送回酒店休息。他向我们解释说：“你们来武汉这么久了，没看到武汉的好风景，看到的更多是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焦虑愁苦的家属。我今天要让你们看看，武汉有好风景，武汉的春天，有非常好看的樱花！”

我们纷纷对师傅表示感谢，夸得他哈哈大笑，然后七嘴八舌说：“武汉人民对我们太好了。只要有一个医生走在街上，就有出租车、摩托车停下来，硬要送我们回酒店。”“我们拆开食品袋，经常读到武汉人民写下的暖心的纸条。”“我们送别的每一位痊愈的病人，都要跟我们合影，要记下我们的名字。”

师傅说：“我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在给你们华西医疗队开车，都说你们人才好、心眼好，医术特别高，都夸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

“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在病房，在感谢信中，我们多次受到这样的赞誉。今天听到这句话，依然感觉到一股震颤心灵的力量。

大巴车飞驰在粉红色的云霞之中。春风，越刮越大，从天而降的樱花雨，细细的粉色花瓣，旋舞着，依依不舍地拍打着车窗。天地之间，风“雨”之中，仿佛有声音在说：“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

哦，武汉，樱花，如此之美！

回酒店这一段路上，我们全都在默默地流泪。

（本文获得中国作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创作项目支持）

［责任编辑  梁  豪］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梁　豪
本期制作：郑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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